上海最近宣布将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，试点区域包括浦东、静安和徐汇。这项政策旨在兼顾楼市流通与民生保障。政府通过收购老旧户型帮助业主解决变现难题，同时这些房源将以出租形式提供给新市民、大学毕业生和各类来沪人才股票配资常识，缓解他们的居住压力。
然而，作为一项涉及巨大投入的民生政策，必须仔细审视背后的财政账本、市场逻辑及潜在风险。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房产交易动辄以百万计价，要达到扭转市场预期的效果，所需资金可能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。即便上海拥有雄厚的地方财政根基，并有区属国企的资金支持和银行低息贷款，这笔开支依然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资金投入与回流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。保租房的非盈利性质决定了其租金回报率远低于市场水平，甚至无法覆盖基础成本，可能导致长期亏损和累积债务。
此外，地方政府作为特殊买家入场，会打破市场平衡，扭曲价格信号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。例如，当二手房业主形成“政府下场接盘老旧房源”的预期时，他们降价的动力会消失，甚至抬高挂牌价等待收购。这不仅没有促进二手房周转，反而让市场维持虚高价格，降低了流动性。保租房政策还可能引发公共资源分配的公正性质疑。该政策通过收购二手房激活“卖旧买新”需求，实际上是在补贴城市中相对富裕的改善群体，而这些人群并不算真正的弱势群体。在租房市场上，保租房的配租对象往往设置了严格的学历、社保等标准，优先面向大学毕业生和高新技术人才，而普通外来务工者因不符合标准被排除在外。
公共选择理论认为，政策参与者并非无私的圣人，而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“经济人”。上海此次政策在房源筛选、价格评估、配租管理等环节缺乏量化刚性约束，为系统性的寻租与腐败风险留下了空间。例如，在房源收购环节，谁的房子能被纳入收购清单？是否会出现官僚与中介合谋，将劣质房源包装成优质房卖给国家的情况？在价格评估环节，缺乏统一标准可能导致收购价格虚高。在保租房配租环节，核心地段的房源容易成为稀缺资源，若缺乏监督机制，极易滋生乱象。
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指出，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也不讲节约。政府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正是典型的“花纳税人的钱，为特定群体提供服务”，决策者无需为资金使用效率负责，最终可能造成公共资源浪费。当前上海楼市暂时低迷，根源并非市场失灵，而是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正常表现。与其动用昂贵的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去收购房产，不如采取更低成本、更高效的市场化手段，激活市场自身活力。例如，政策松绑可以一次性给足，释放真实市场需求。在租房市场，政府应降低市场交易摩擦，激发私人房东的供给潜力。通过税费减免、租赁备案便利等政策支持，让房东从租房中获得稳定合理的收益，从而释放更多租赁房源。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发达程度处于全国前列，不需要政府成为最大的房东，放开政策束缚、激活市场活力才是更好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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